何蕊、金东贤、郭鑫超、李亚静：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德育政策演进及实践省思—基于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双重视角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而育人是本。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是人才培养的辩证法。”①面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德育该如何立足当下创新发展，是时代摆在教育者面前的新命题。德育政策是德育工作的重要风向标，是党和国家针对宏观教育方针和微观教育现实问题作出的系统反应。学界围绕德育政策展开诸多研究，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政策制定过程和政策文本，或主要探讨专项政策的实施路径、落实情况等，较少将政策制定与执行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整体进行分析。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执行。②政策执行是政策从应然状态转化为实然状态的过程，是政策得以落地、产生效力并不断优化的关键。鉴于此，本研究从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双重视角出发，系统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德育政策的演进历程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德育政策在落实过程中的成效与问题，以期为我国德育事业未来的发展提供参考。

为全面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德育政策的总体发展趋势，本研究以教育部文件库和国务院文件库为准，对2012年至今（2025年3月）的德育政策文件进行了系统梳理。此次梳理的主要是以大中小学为政策客体，并能够对德育工作产生重要指导意义的相关德育政策文件，共计226份（见图1），形成“德育政策文件资料库”。

借助约翰·金登（John Kingdon）提出的多源流分析框架，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德育政策的变迁逻辑，从时间坐标中探寻德育政策的不同发展阶段。该框架可用于解释政策的决策议程。它把政策过程看成是由行为者和三个源头（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组成的。①对过程源流进行分析，能够明确政策制定的过程和背景，从而更好地理解政策要求，并有助于在实践中对政策的落实形成清晰的框架。本研究中，问题源流即德育领域备受关注、待解决的问题；政治源流即公众的舆论导向与国家重要教育战略方针；政策源流即政策共同体的合力推动。

借助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德育政策的落实成效及存在的问题。该模型基于政策执行过程的动态复杂性，对“理想化政策”“执行组织”“目标群体”“政策环境”②四要素及其互动进行深刻洞察，为系统审视德育政策落实的实践图景提供了富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其中，“理想化政策”构成国家德育战略的顶层设计集合，其现实转化高度依赖“执行组织”对政策的精准解读与资源整合能力、“目标群体”对政策的认知认同与行为响应程度，以及“政策环境”所提供的制度支撑与资源供给条件。③这三大执行要素与顶层设计之间，既可能协同驱动政策目标高效达成，亦可能因认知偏差、条件制约等导致执行效果偏离预期轨道。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德育政策演进的三个阶段

（一）2012-2017年：着力构建德育体系与工作格局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④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人们有了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同时，经济以及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也对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发展造成一定冲击，并由此带来对个体道德价值观的冲击。学校德育表现出终极化、理想化、精英化的价值取向，德育目标的阶段性不明确，德育方式方法“故步自封”，德育内容过于泛化。⑤在2012年的全国两会期间，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相关部门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措施加强中小学的德育工作，呼吁“对学校及领导的考评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放在首位”，希望“以法规的形式保证国家课标规定教学内容的落实”，同时“要加强中小学思想政治、思想品德教师队伍建设，真正实现专业化、专职化”。①另有多位代表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进行热议。②与此同时，德育衔接问题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德育的内在联系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⑤、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⑥等议题，也成为这一阶段学者们关注的内容。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13亿多中国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⑦我国教育事业获得长足发展，德育事业特色更加鲜明。在德育内容体系建设方面，2013和2014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德育政策文件密集下发，进一步丰富了德育的内容体系；在德育实施途径方面，2015年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促使德育与劳动教育融合发展。同时，为促进德育工作与时俱进，提升其专业化、规范化、实效化水平，德育政策的针对性逐渐增强。例如，针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教育部先后面向不同群体专门印发了政策文件，如《关于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实施工作安排的通知》（2012）、《初中思想品德课和高中思想政治课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教学指导建议》（2013）、《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2015）等。2017年印发的《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更是从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内容、实施途径和要求等方面整体回答了中小学德育工作“做什么”“怎么做”“谁来做”等问题⑧，推动各学段德育工作有效衔接，丰富德育方法和途径，促进德育工作体系的完善，形成德育工作常态化机制等，为中小学德育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二）2018-2021年：深化德育体系，推进德育现代化

2018年，改革开放迎来40周年。市场经济在使人们生活水平蒸蒸日上的同时，现实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也在侵蚀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这种世俗化的陷阱，试图瓦解中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也妄图解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教育。⑨2018年3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有代表提出“关于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建议”OI0；还有代表强调，高等教育德育应放在第一位OI1。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表示，这几年在大中小学展开的不断深化的、形式越来越多样的思想政治工作，成为支撑这一代青年迅速成长的强大力量。OI2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提出：“教育，无论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不能过于注重分数。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如果最后没有形成健康成熟的人格，那是不合格的。”①“培养健全的人格”成为当年全国两会代表的热议话题。在研究领域，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不断创新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一门独具特色而又充满活力的重要学科②；德育一体化建设逐渐成为德育改革与发展的重点③；另外，人工智能时代德育的变革与反思、爱国主义教育、师德师风建设等议题也成为这一时期学者们关注的重要内容。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新时代新形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对教育和学习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要抓住机遇、超前布局，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更深邃的战略眼光，对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总体部署和战略设计。”④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重点部署了面向教育现代化的十大战略任务。⑤高质量、现代化成为教育发展的目标关键词，亦成为德育发展的关键词。这一阶段的德育工作呈现出更为宽广的视野、更为深度的探索、更为鲜明的时代性等特点。

一方面，德育政策系统回应教育发展的战略任务。《关于在中小学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增强生态环境意识的通知》（2019）、《关于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高校法治理论教学体系的通知》（202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2021）等德育政策文件相继发布，推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20年版）》《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2020）、《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2020）等与课程建设相关的政策文件发布，促进了德育课程教材体系建设；《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2019）、《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指导标准（师德修养）》（2020）等德育政策大力倡导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等等。

另一方面，德育体系建设回应时代需求，实效性、针对性不断增强。例如，《关于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教育引导工作的紧急通知》（2018）回应网络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中小学生沉迷游戏、行为失范、价值观混乱等问题；《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2020）回应国际意识形态竞争加剧所带来的安全问题，将“四史”教育纳入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体系，充实德育核心内容，等等。一系列德育政策的发布与实施，有力推进了德育现代化，助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实现。

（三）2022年至今：系统整合与实践创新助力教育强国建设

20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标志着在成功达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里程碑的坚实基础上，我们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奔赴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方位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赶考之路。⑥党的十八大以来，德育在经历了体系构建与深化的两个阶段之后，又迎来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攻坚期。这一时期，德育工作依然面临多重挑战，存在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冲突、网络空间的结构性冲击、教育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协同育人机制失灵、特殊群体的教育适配难题等亟待解决的问题。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们热议“双减”、家庭教育、未成年人上网保护等话题。⑦2023年，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把德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挖掘地方特色，丰富德育资源；依托多元载体，创新德育课程；组织主题实践，开展德育活动。①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代表委员们围绕相关内容要求建言献策。②在研究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位一体研究，人工智能与德育的关系研究，以及以教育家精神引领素质精良的教师队伍建设研究等主题备受关注。

梳理该阶段颁布的德育政策，可以发现相关政策体现出更强的系统性和创新性，用更富全局观、系统观的视角回应人们所关切的德育热点问题。其中，系统性主要体现为不再将德育局限于某一学段、某一主体，更加重视不同学段衔接、各类主体协同以及多种资源整合。《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2022）、《关于开展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建设的通知》（2022）、《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2023）等政策文件的出台，体现了德育政策对系统观念的强调。同时，这一时期政府部门间的协同合作更为频繁、协同力度更强，具有代表性的是《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2024)，这两份文件分别联合十七个部门，在我国德育政策发布历史上罕见。创新性则主要体现为德育的数字化转向。《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政课建设的意见》（2022）指出，采用案例教学法、议题教学法、体验教学法、项目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式，借助前沿技术实现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推动基于真实场景的教学实践③；为保护未成年人在网络世界中的合法权益，国家颁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2023）；为推动育人方式的进一步革新，丰富育人资源，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用好红色资源培育时代新人红色旅游助推铸魂育人行动计划（2023-2025年）》。德育政策的系统性与创新性增强，有效地提升了德育体系的工作“弹性”，使之能够与时代发展相契合，与学生发展需求相契合，与时代新人的培养目标相契合。

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从国家高度、全局视野明确了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德育的重要意义、重点任务与核心内容，提出要“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首要特质是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全面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是教育强国基本结构中的首要内容；“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十八项重点任务中的首要一项。可见，《纲要》的发布为德育工作指出了更加明确的发展方向。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德育政策演进的四个趋势

本研究对“德育政策文件资料库”中的226份德育政策文件的名称进行分词处理，提取其中的关键词，并按照词频排序，以期进一步呈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德育政策的发展趋势。取次数为5次（含）以上的关键词进行排序，得到排名前34位的关键词表。（见表1）通过该表，可以一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德育政策重点关注的内容，进而根据“关注点”进行追索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德育政策的演进呈现以下趋势。

（一）以政策为先导，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程、进头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立德树人，对德育提出更高、更明确的要求，赋予新时代德育工作更大的责任和使命，也为德育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德育实践的内涵式发展指明了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坚守这个魂和根。”②通过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德育政策可以发现，以党的理论创新推进德育工作，坚持德育和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是新时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遵循。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经验与理论成果成为引领德育工作开展的“精神”伟力。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重要表现。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引，教育部先后下发《初中思想品德课和高中思想政治课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教学指导建议》（2013）、《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教学指导纲要》（2013）等文件。随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实现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飞跃③，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程、进头脑，成为深化德育工作的重要命题。《关于在中小学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增强生态环境意识的通知》（2019）、《关于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高校法治理论教学体系的通知》（202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2021）等政策文件相继发布，进一步指导和推动我国思想政治工作与时俱进。2025年发布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更是从顶层规划的角度提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学理阐释”，“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加快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教材体系”。④

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德育工作创新发展的基石，助力德育精神内核的凝塑。“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①党的十八大以来，《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201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2021）等一系列政策，推动德育工作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中汲取灵感，引导广大青少年将“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②的理念铭刻于心，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的传承者与弘扬者，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德育工作更加关注人的存在与发展

德育现代化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③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德育政策越来越关注人的存在与发展。首先，政策制定更具发展的视角。在关键词排名中，“中小学”“高等学校”“教师”“大中小学”“中等职业”等关键词排名较为靠前，其中“中小学”和“高等学校”的频次相近。以这些关键词为线索，进一步对政策文件进行追踪考察发现，德育政策愈来愈注重“一体化”布局，针对不同对象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指引。例如，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随后《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2019）、《新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2020）、《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2021年本）》《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政课建设的意见》（2022）等文件相继下发，分别针对不同学段和对象制定政策，文件的针对性、专业性更强。此外，关键词“大中小学”的上榜，也标志着在具体德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党和政府以全局、系统的视野，倡导德育实践应尊重学生的成长发展规律，形成一体化思维，指导德育工作形成更有层次、更科学的格局。

政策导向更为关注个体所需。立德树人，最终的落脚点是“人”，德育工作必须关注人之所需。马克思主义认为，主体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的主体性发展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人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④而德育通常发生在实践和活动中，最能激发人的主体性。在排名中，“活动”“课程”“主题”“网络”等皆为上榜关键词。道德教育离不开道德认知，更离不开道德实践、离不开个体的真实生活，这是德育工作的基本常识。通过分析发现，不少德育政策文件正是以“活动倡导”的方式下发，例如，《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举办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的通知》（2016）、《教育部关于在全国中小学开展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创建活动的通知》（2017）、《教育系统关于新时代学习弘扬雷锋精神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实施方案》（2023）等，通过主题教育、主题活动、主题实践的形式，引导学生参与其中，经由具身参与的道德实践过程，激发道德情感、磨炼道德意志。同时，每一个时代的德育工作都会面临不同的问题，这是时代送至教育者面前的考卷。进入21世纪，科技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改变着我们获取信息、认识世界的方式。在科技这把“双刃剑”面前，德育工作者如何更好地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引导、支持广大青少年应对变化，并实时撑起一把“保护伞”，是亟须思考的问题。为此，《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教育引导工作的紧急通知》（2018）、《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2023）等政策文件下发，通过政策调节实施干预，引导学生在“触网”中学习保护自己。

（三）德育内容重点明确且与时俱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德育政策内容的线索较为清晰，思想政治教育、法治（制）教育、道德教育是德育工作长期坚持的重点，“思想政治”“法治”“道德”等皆是上榜关键词。

在21世纪初期，针对不同学段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各有侧重点。中小学阶段着重推进“思想品德教育”与“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主要依托中小学德育课程展开；大学生以及研究生群体的教育重点则放在“思想政治教育”上，主要通过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来实施。①这一阶段德育政策文件名称冠以“思想政治”的，其目标受众大多为高校学生。其后，思想政治教育开始向义务教育阶段延伸。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必要，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②同年，《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印发，我国思想政治课程教材体系日趋完善；《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20年版）》《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2021年版）》《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等文件也相继发布。2021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③2022年，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从思政课到“大思政课”，一字之差，使思政课拥有更为开阔的视野、更具延展性的时空、更有针对性的内容、更有开放性的方法，思政课不再“干巴巴”，而是更具有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2025年《纲要》的颁布，进一步明确教育工作的政治属性，并将“思政引领力”作为教育强国的首要特质提出，指明近期及较长一段时间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④。

我国法治教育经历了从“法制教育”到“法治教育”的转变，这一转变是新时期我们党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关键一环，推动法治建设在教育领域深化。⑤通过对关键词的统计发现，2014年之前，相关德育文件多使用“法制教育”，自2014年后，则转为使用“法治教育”，其中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法制”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是法律制度的简称；而“法治”则是法律运行的状态、方式、程度和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如果说“法制”是二维的，那么“法治”就是三维立体的。从静态的“制”到动态的“治”，更准确体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内涵。2016年，教育部、司法部等部门联合印发《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对青少年法治教育提出了更为细致的学段要求，凸显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注重对青少年法治素养的培养。这一时期，国家围绕青少年法治教育发布了一系列支持性政策文件，例如，《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建设的意见》（2016）、《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举办第二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暨“全国青少年学生法治知识网络大赛”》（2017）、《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工作规定》（2021）等，促进法治教育更具操作性，法治教育体系更为完善。

道德教育是德育工作的主要内容。道德有私德和公德之分⑥，德育政策涉及的内容领域多为公德。21世纪以来，我国针对公民道德建设制定过两份重要的文件，即2001年发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2001纲要》）和2019年发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2019纲要》）。《2019纲要》系统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公民道德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把与之相关的重要内容更加鲜明地体现出来；总结各地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新鲜创造和典型经验，提出群众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的渠道载体；同时，《2019纲要》继承了《2001纲要》的主要内容和载体途径，着重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员领导干部、青少年和社会公众人物等重要群体和重点领域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具体要求，重点强化了法治保障、网络空间、生态文明、对外交往等方面的内容。①

除以上三个较受关注的领域外，在上榜关键词中还有“新时代”“心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与时代变迁联系紧密的热词。个体无法挣脱时代的影响，社会变迁是影响德育工作的重要因素，德育政策也在与时俱进，一直紧跟社会步伐，不断作出调整。其中，心理健康教育成为“大德育”的重要构成部分。近年来，社会的巨大变化给人们的心理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尤其是对于心智尚处于发展过程中的青少年而言，其影响更是不可估量。党和国家一直关注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从政策层面不断给予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陆续颁布15个心理健康方面的政策，形成几个较为突出的趋势，值得关注。其一，从单一心理健康教育转向教育与服务并行，全力供给高质量心理健康服务；其二，从侧重学生心理问题矫正转移至重视全体学生心理健康促进以及问题预防；其三，聚焦打造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助力学生健康成长的生态体系。②

此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深水区，德育工作也面临越来越多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③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高度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紧密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所作出的重要论断。④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党和国家在2013-2014年较为密集地下发有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策文件，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存在的薄弱环节，推动各级各类学校建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效机制，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教育教学、社会实践和制度建设。

（四）德育力量多元并渐成生态

随着人们认知的不断深化，德育不再仅仅被当作教师的职责，而是需要整个社会形成一个良性生态系统，支持青少年德性的养成。当然，教师在其中的主体地位仍不可忽视。为此，在梳理德育政策的过程中，本研究将师德师风建设作为重要的维度，对相关的德育政策进行整理，重点关注辅导员与班主任群体，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上榜关键词“社会”，关注德育政策对社会资源整合与利用的相关要求。

对于广大教师而言，道德示范与道德引领既是践行为人师表这一崇高职业准则不可或缺的首要要素，也是切实履行授业解惑基本职责的必要前提。⑤党的十八大以来，“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教育家精神”等都是师德师风领域的经典话语，全方位诠释了新时代党和国家对师德师风的重要要求。⑥2018年可谓党和国家推进师德师风建设的关键一年，在这一年先后发布了《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年修订）》《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与师德师风建设密切相关的文件，密度之高，在政策史上少见，充分彰显了党和国家狠抓师德师风建设的决心。2025年，《纲要》提出构建“素质精良的教师队伍体系”，创新性地将“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列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进一步强调师德师风建设对筑牢教育强国根基的重要作用。而《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中央颁布的首个专门聚焦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文件，将教师工作提升至空前的政治高度，凸显了教师队伍建设在国家战略布局中的关键地位。《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年修订）》的颁布，更是大大推进了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法治化进程。在社会资源的协调启用方面，由于社会资源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责任主体不易聚焦，因此在德育政策中，最开始聚焦的是能够与社会资源产生更为直接关联的“社会实践活动”。2018年，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政法委、中宣部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致力于将心理健康服务融入社会治理体系、精神文明建设，融入平安中国、健康中国建设。①该政策从更为全局的视角推动心理健康教育，促进社会共识的形成；从更为积极的视角看待心理健康问题，建立完善的心理问题诊疗制度，使更多人从中获益。2023年，《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印发，这是党和国家在协同育人、构建良好育人生态上迈出的重要且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进一步明确了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职责，力争到2035年构建一套定位精准、机制完备、协同紧密、效能卓越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2024年，《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发布，推动各地中小学校以“教联体”为抓手，在实践育人、医教互促、体教互融、家校互动、社教同频、警校同步等方面深化合作，构建良好育人生态，凝聚合力助力学生成长。此外，家庭在德育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国在2015年就印发了《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并在2021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引导公众关注家庭，重视家庭教育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更是从协同联动的视角，引导家校社构筑支持学生健康成长的一体化战线，守好自己的“责任田”，同时更要和谐互助，合力为儿童青少年的成长作出贡献。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德育政策落实的成效与问题

（一）德育政策落实成效显著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德育政策在执行层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这在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框架下，体现为“理想化政策”与“执行组织”“目标群体”“政策环境”三大要素间的良性互动效应。

一是执行组织的效能优化与联动机制强化。“执行组织”是联结“理想化政策”与实践成效的关键中枢。“理想化政策”宏伟蓝图最终转化为现实成效，首先依赖于一个高效能、强协同的“执行组织”。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德育政策文件“执行组织”的引擎作用日益强化，其承接与转化能力显著提升，并形成了“中央－地方－学校”三级执行体系。教育部通过制定《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等文件确定标准框架；省级教育部门结合区域实际制定实施细则，如上海将“大思政课”建设等重点德育任务深度融入区域教育综合改革指标③；基层学校作为德育实施的“核心单元”，通过校本化实施方案确保政策落地。这种梯度化执行模式有效缓解了政策衰减效应。尤为关键的是，组织效能的提升并非孤立进行，而是伴随着跨部门、跨层级协调配合机制的构建与强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德育专项行动计划，如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十部门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正是通过打破传统教育系统壁垒，优化了组织间的协同运作模式，形成资源整合与社会动员的强大育人合力，推动德育工作从“单兵作战”转向“体系化运作”，为目标群体响应与政策环境优化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二是目标群体的主体性激活与多元力量的汇聚。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视“目标群体”为政策价值内化的核心驱动力，其认知、认同与行为转变直接反映政策影响力。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德育政策文件的落实过程充分展现了多元“目标群体”从被动接纳到主动参与、从客体到主体的深刻转变。首先，学生是德育的直接对象，相关政策文件日益聚焦于提升其道德认知、情感体验与行为实践能力，学生不再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更是道德成长的积极探索者和意义建构者。他们对德育活动的积极反馈与综合素养的显著提升，是政策成效最直接的体现。①其次，教师作为连接德育政策与学生发展的关键桥梁，其育人使命感与专业素养的系统提升，确保了文件精神的有效传递与高效转化。通过不断强化师德师风建设、重点培育与专业赋能思政课教师队伍，使得教师群体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政策文件意涵，并将文件要求创造性地融入教育教学实践。再者，在目标群体层面，家长及社会各界力量的广泛参与，则构成了德育政策文件落地生根的坚实社会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实施，为激活家庭这一目标群体的主体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而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不断完善，则进一步畅通了家长与社会力量参与青少年德育的渠道。社会各界对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日益关注和积极投入，极大丰富了育人资源，形成了更为浓厚的社会支持氛围。例如，贵州省以家校社共同参与的育人新格局为契机，积极动员各类社会文化机构向中小学生开放优质科学教育资源，推动社会资源与校内教育的精准对接。②这种使“目标群体”从边缘走向中心、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建构的转变，是政策文件落实的成果，更是政策文件持续深化与创新的不竭动力。

三是政策环境的持续优化与支持性生态的构建。“政策环境”作为影响政策执行的宏观背景，其稳定性、支持性与协同性，共同构筑了政策得以长效运行的有力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德育政策运行的外部环境得到显著改善，为政策的深入实施与成效巩固提供了有力保障。其一，国家层面的战略引领与制度供给不断完善，为德育政策文件的权威性与优先性奠定了坚实的政治与法律基础。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国家战略层面的反复强调，以及《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等一系列重大政策的颁布，不仅为德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廓清了路径，更从根本上优化了教育生态，使得政策文件的推行更具合法性与驱动力，也为“执行组织”和“目标群体”的行动提供了明确的规范指引与正向激励。其二，社会文化层面对育人共同体理念的广泛认同与积极践行，营造了日益浓厚的价值共识与合作氛围。诸如“三全育人”理念的普及、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建构与推广，以及各地推行的“教联体”模式探索，全面激活并利用所有相关的育人主体，消除不同系统间的界限，③促进了社会各界对育人责任的共同担当，为德育政策的有效落实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和文化土壤。例如，湖北在全省县域范围内全面推行教联体建设，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④其三，丰富的文化资源与先进的技术手段，为德育内容的创新与传播方式的拓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与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德育中的深度融入，以及数字技术在德育实践中的应用与探索，不仅丰富了德育政策的时代内涵，也提升了德育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性。例如，深圳等地在德育评价改革中，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探索多维度、过程性评价模式，构建“网络考核、实践考核、课堂考核、行为考核”体系。⑤这一系列积极的政策环境变迁，推动德育评价导向从单一走向多维、从结果走向过程，助力教育回归育人本质，确保了德育政策不仅能够有效执行，更能持续优化、迭代升级，形成良性循环，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持久的生态滋养。

（二）德育政策落实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德育政策体系在顶层设计和实践落实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审视当前德育政策的实践图景，并结合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宏观环境，不难发现在政策落地过程中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挑战。

一是政策文件精细化设计与执行组织承接能力的现实落差。“理想化政策”的科学性与“执行组织”的效能是政策成功的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德育政策文件日益强调实践性、情感性与体验性，高度关注学生个体存在与全面发展，力图破除传统德育的刻板化弊端。然而在实践层面，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在将“理想化政策”转化为具体行动时，仍面临“执行偏差”或“政策－实践鸿沟”的严峻考验。①例如，《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明确要求强化道德实践、情感培育和行为习惯养成，但部分学校在面对升学率等外部压力时，仍存在“重智育轻德育”的问题，导致德育课程和活动设计未能充分贴近学生的真实生活与心理特点。这使得德育政策文件中对学生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与道德行为一体化发展的系统追求，在实践中可能遭遇链条断裂，难以真正触动学生内心世界。此种错位，部分源于“执行组织”对“理想化政策”深层内涵与操作要义理解的深度不足②，以及在复杂“政策环境”中平衡多重育人目标的承接能力有限，使得政策演进中的“内涵深化”在实践层面未能完全同步实现。

二是协同机制效能壁垒与政策环境的复杂博弈困境。《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的颁布及“教联体”等模式的推广，鲜明体现了德育政策对构建多元主体深度参与的德育共同体与良好育人生态的战略重视，这是“理想化政策”对德育生态构建提出的高远目标。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学校、家庭、社会机构、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权责边界界定、利益诉求协调、信息资源共享等核心机制尚在磨合之中，理想化的开放、动态、多主体互动的复杂适应系统尚未完全成熟。“教联体”作为一种创新性的“执行组织”模式，初衷在于打破校际壁垒，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可能因缺乏持续的制度保障、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畅通的沟通平台等要素支撑，出现“联而不通”“合而不力”的现象，协同效能未能充分释放。这使得德育政策文件中关于“贯通式培养”和“生态化育人”的宏伟设想，可能因协同机制的梗阻而呈现“碎片化”特征。③

三是政策价值导向与评价实践的深层结构性张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德育政策的持续演进，鲜明体现了对德育评价科学性与育人导向性的高度重视，强调评价体系需从单一走向多维、从终结性走向过程性、从知识走向素养，以引导教育实践真正回归育人的本质。“政策环境”对政策文件落实的实际走向具有至关重要的塑造乃至制约作用。在“应试教育”思维惯性与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政策环境”依然存在的背景下，德育评价的实践探索极易受到扭曲与异化。④部分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在设计和实施德育评价时，难以完全摆脱传统量化思维与显性指标的束缚，对德育的隐性效果、长期影响以及学生个体发展的差异性与丰富性的关注尚显不足。如何构建并有效运行一套能够科学、客观、全面地评价学生道德认知、情感态度、行为习惯综合发展的评价体系，并使之有机融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切实避免形式主义、“数字游戏”和“标签化”等弊端，仍是当前德育评价改革需要持续攻坚克难的关键议题。这种“理想化政策”的崇高价值导向与现实评价实践之间的深层张力，使得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德性涵养的核心目标，在评价这一“指挥棒”的实际作用下可能被部分削弱甚至虚化，从而影响德育政策的最终效能。

五、启示与省思

本研究从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双重视角，基于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德育政策的演进及落实情况的深刻分析，提出未来我国德育事业发展的可能路径和方向。

（一）构建中国德育自主知识体系，回应时代之问

德育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和时代发展紧密相连。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新挑战和公民道德建设的新要求，都对德育活动产生复杂且深刻的影响。在德育政策层面，从“体系建构”到“内涵深化”再到“系统创新”，无论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法治教育的坚守，还是回应时代发展的新政策、新举措，都体现着德育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这一时代命题的回应。

新时代，德育理论研究、政策制定和一线实践，都要求德育工作者首先应有“大历史观”，克服自身对时代的“钝感力”，用对比的视角、发展的眼光，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党的创新理论为遵循，推动马克思主义德育理论与中国实践、中华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深度融合，在“思政引领、生态建构、技术赋能”的政策演进中提炼原创性概念，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德育实践为根基的中国德育自主知识体系，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的制度优势与文化自信。其次，要保持开放向学的心态，学习新的理念、新的方法。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德育政策，能够发现政策背后所依赖的思想理论体系越来越丰富与完善，而这些思想理念成为指导德育实践的重要支撑。德育工作者唯有保持开放向学的心态，才能及时更新自身的理论储备，促进德育工作的开展。

（二）健全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塑造德育生态

个体的生活与学习都不会脱离社会环境，因此德育工作不能只偏向学校一隅，而应构建一个立体化的德育圈层，将家庭、社会等重要主体囊括其中，构建强有力的协作机制。1999年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就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应当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学校、家庭和社会要互相沟通，互相配合，共同开创素质教育工作的新局面”。2023年，教育部等十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更是强调至2035年，构建起一套定位精准、机制健全、联动紧密、科学高效的协同育人机制。2025年，《纲要》也提出，要“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和育人生态”①。因此，德育须建立起“生态”视角，一改过去“单打独斗”的模式，撬动不同力量，形成“大德育”格局，避免出现“学校包办”或“家庭缺位”的失衡状态，从而破解“联而不通”的难题，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德育协同范式。只有生态化的，才是可持续的，才能支持学生的长远发展。此外，谈生态离不开关系。除家庭、学校、社会构建起的相对宏观的关系外，教育者还应关注每日生活中众多的“微小”关系，如师生关系、生生关系等，因为这些恰恰是技术时代教育最难能可贵、最为温暖的地方。

（三）创新一体化德育工作模式，关注人的发展

德育工作面对的是鲜活的人，因此德育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关注个体在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以理解学生在不同阶段的行为特征，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引导方法。“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我国的德育政策中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在我国陆续颁布的与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的一系列文件中，皆有提到要尊重学生的发展规律。此外，在其他主题的德育政策中，“一体化”建设的趋势也是对学生发展的贯通式考虑。这就要求德育工作者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理解其成长的阶段性特征，采取合理、恰当、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开展德育工作，使德育工作精准对接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同时，要直面德育纵向衔接不畅的问题。这“与我们对‘育’自身科学性的认识不高有着很大关系。

就现实德育而言，很多时候我们更多是在经验层面进行探讨和实践，而对于其背后的规律性、原则性等科学问题的认识相对滞后”①。因此，德育工作创新不能仅停留在政策要求层面，而要真正潜下心来，在关注学生某一阶段的发展状况的同时，了解上下学段的学情学况，用一体化的视角，思考德育政策的落实，深入调研学生在工作、学习以及生活中的真实状况，认真倾听他们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思想困惑，②进而构建起真正与教育实践发展同频共振、适应学生需求的德育工作体系与模式。

 

来源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5年第5期

作者 | 何蕊 金东贤 郭鑫超 李亚静（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